2、国家元首的任国家元首的任之权，在有的国家是虚权，在有的国家是实权，但一般都需要与议会或政府首脑配合才能行使。

[26]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鉴于中国宪法学研究是中国的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宪法学研究之体进行确立、对用做出规划就尤显必要与紧迫。

也可谓是厚的，因为其背后是对世界千差万别的宪法（学）博览与精透把握。[37]可参见蒋立山：《法治改革的方法论问题》，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注释】本文是辽宁省教育厅课题《政治共识.社会公识.法律通识：中国宪法实施三维架构研究》（2009A422）的阶段性成果。[41]较之于中国宪政建设目标问题，中国宪法学者已经充分地注意到构建中国宪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更多地是模式化的探索，而缺少涵盖中国宪法基本问题的整全性理论体系，[42]笔者依据中国宪法文本、中国宪法实践，从政治主权与治理主权二分入手，初步构建了一体二元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并对中国宪法的某些核心问题做出了阐释。针对这三类研究之体，依托对中国宪法的三维假定及逻辑顺序，或可对中国宪法学研究之用做出如下选择与规划：相对于事实之体与中国宪法的政治法、社会规范的假定，其用包括政治学方法、政治哲学方法、政治宪法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法社会学方法，其间各种方法没有高下之分与优先之别，端赖学者的立场与偏好来加以取舍。

张千帆教授一般性地、一体化地讨论了由立法、执法与司法权力所构成的政府组织形式，在具体层次上也讨论了中国的相应机构，[7]这似乎在用多体之一支持着一体，可问题是，中国的政体或政府组织形式远非如此。为此，笔者认为，只要所研究的对象还能够为体与用的关系包含，就没有老旧问题，而只能是恰当与否的问题。不过，这种宪法的目标是在较近或较远的将来，能够获得充分的规范性，能够驾驭权力，而不再屈服于权力过程。

第二，预备立宪这一历史概念，蕴含了一个明确的理论前提，即：实现立宪主义，尤其是在社会现状落后于国家理念的后进国家实现立宪主义，必须进行宪政的准备。而在终极的意义上，这些宪法规范的重要品格，又不可能是实在的宪法规范自身所能体现的。更重要的是，现行中国的宪法体制中长期缺乏一种有效的违宪审查的机制，与此相应，在宪法理论上，宪法诉讼的概念也未形成一整套周详的、严密的违宪审查的原理和规则。梁启超的思想倾向如果不说其影响至为深远的话，至少也可以说它概括地象征了此后中宪法历史中的一贯偏向。

洛克也主张国家统治权的至上性，但他认为建立国家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有财产，更重要的是，他从自然法思想的角度把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看作人的天赋权利。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宪法学的宿命，或者说是它获得小林直树教授所谓的实质性的意义的一种代价。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规范而被确立起来宪法，只要力图让现实的权力服膺于它并形成某种秩序，那么，凭籍这种内在的逻辑，必然产生一种规范和制约现实政治的力量。成为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它们归根到底有赖于G·叶连内克所谓的法创造力， 有赖于宪法制定权力的效用。近年出现的良性违宪论，就是中国法理学者为了克服这个悖论的一个不甘寂寞的理论尝试。

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变动，在学理上又被简称为宪法变动，它具有多样性的表现形态。第二，毛泽东这个经典表述中的宪政一词，可以理解为不折不扣的宪致（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吗？从逻辑上说，显然又是不可以的。K·罗文斯登认为当年的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即属此类的语义宪法。（三）由于宪法上的习惯而引起的变化，如在英国出现的、失去众议院的信任的国务大臣必须辞职的惯例，即属此情形。

首先，韩大元认为：规范与现实的冲突与违宪状态应作区别，即宪政运行中出现的冲突，并不必然表现为违宪，其中有可能是属于正常的冲突。那么，在这些条件中，哪一种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呢？而这些条件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宪法是在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以后，为了确认自己革命的成果而被制定出来的。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可从清末预备立宪和日本明治初期君主立宪过程的对照中得到深刻的启示。第五，宪法的停止（Verfassungssuspension），即在一个或数个特定的个别的场合之下法律上的规定的效力的一时的停止。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除了名符其实的民定宪法之外，还有钦定宪法，这些宪法往往是统治阶级为了防止革命，把革命消弭于未然状态之中而制定出来的。面对这种情况，并鉴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明治政府于明治14年（1881年）宣布10年后颁布宪法（实际上颁宪于1889年），并在此前后（主要在1874年至1893年）把官营企业和半官民企业大规模地抛售给民间。易言之，宪法与社会必须进入一种共同栖息的关系。就良性违宪论而言，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论者是不忍实在的宪法规范如此无足轻重地受到现实的冲击，为此索性通过贴上良性这一种标签，把许多冲击视为善意行为，以此缓解朴实的宪法条文拜物教心理中的那种痛苦和紧张。凡此种种，基本上都倾向着重于政治方面的准备。然而，宪法既然是规定了统治关系的一种根本的法律规范，那么就不可能把它直接地还原为纯粹的实力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依法治国的核心内涵就是实现宪法政治，而成熟的宪法政治又需要一个稳定的宪法秩序，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就缺乏悠久的宪政传统的国家里，维护宪法的安定性，确立宪法的权威，是实现宪法政治、实现依法国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之一。法国人D·托克维耶（ D·Tocqueville）曾经断然地说英国没有宪法， 美国的T·潘恩（Theomas Paine）更指摘英国拿不出一部宪法， 但人们并不会否认英国是一个具有优良的宪政传统的国家。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往往颁布了一个根本大法，即所谓的宪法。不仅是上述的宪法变动、宪法变迁理论，就连日本宪法学界围绕宪法变迁的有关争论对理解当前中国宪法规范的变动现象也同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从社会现象方面来看，权力过程必须适应并服从实在的宪法规范。毛泽东的这句话语含义之曲折、复杂，是颇堪玩味的。

自70年代末以降，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向来一本正经的宪法学者们陷入一种困窘之中。从表面上看，朝野双方的许多举措以及当时的社会现象，与当年日本明治君主立宪的准备过程似乎毫无二致，但实际上则与明治君主立宪的整个酝酿过程大异其趣。而一旦离开社会经济条件抽象地谈论民智状况问题，则往往会导致一种二律背反的结局。而至于第三种宪法，即语义宪法，它也可能在政治生活中得以适用，但往往仅作为掌握权力的一种宣言手段或点缀物。

另一种则是超越于实在的宪法规范之上的力量，即宪法制定权力的作用。他较早认识到欲君权之有限和欲官权之有限，均不可不用民权， 即朦胧地认识到：第一，宪政的真义在于规范和制约权力。

从这一点上说，宪法变迁现象的确不可放任自流。这里无疑是宣明了宪政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

K·罗文斯登还指出：有些国家的宪法之所以成为名义宪法，是由于社会经济诸条件尚未成熟，如缺少政治的教育和训练、不存在独立的中产阶级等原因使然第一，毛泽东的这个表述似乎是在为宪法定义，但实际上，其开头的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中的宪政，却不能理解为宪法，否则便与这句话后面的英国的例子发生矛盾：因为众所周知，英国并未颁布过一个什么根本大法。

K·罗文斯登没有具体地展开论述这些条件，在他零散的表述中，他似乎也比较重视政治因素。然而令人叹息的是，正统的宪法学却根本无法为良性违宪这一概念提供使之在宪法学框架内足以成立的那种理论依据。在这个定义的行文中，毛泽东那句经典表述的血脉清晰可辨。另一种则是超越于实在的宪法规范之上的力量，即宪法制定权力的作用。

前者表现为对宪法规范的一种显在的冲击，使特定的宪法规范变为空文。只是韩大元虽然论及了社会变革与宪法的社会适应性问题，但在那篇论文里，他来不及进一步具体化指出，我们应该如何在理论上具体界定规范与现实的冲突。

该表述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规范宪法学 规范宪法 宪法规范 。

这样看来，任何一种分类的方法，只要它超越出形式化的分类，就往往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上的纠葛。问题是：通过这种宪法规范的变动过程，中国宪法是否可能逐渐震荡到规范主义的阶段呢？这就需要我们探究规范宪法成长和成活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